检字法》单行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开始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自此“四角号码”字典风靡全国，30年代销售量达300万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检字法改革运动中，高梦旦、王云五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是改革的策源地，也是实施创新变革的中流砥柱，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面对“四角号码”等新的检字法不断涌现，以黎锦熙为代表的“改良派”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新的方法“太违故习，未协国情”，只有“部首法”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习惯。黎锦熙1933年开始新部首研究，陆续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并将“汉字新部首”做成提案提交国语会。1946年，中国大辞典编篡处恢复，并将黎氏的“国学四系七起笔新部首”编成索引附于《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新部首”仅以起笔的笔形组织汉字部首，减少了部首数量，固定了部首位置，但实际应用起来还是比较繁琐。尽管如此，作为对传统部首的改良，“新部首”在当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四 检字法改革的后期，人们更加侧重对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发表许多文章，对前期检字法改革进行总结和反省。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人们在改革的实践中总结出建立汉字排检法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用7个字概括，那就是“简单、严谨、易检索”。符合这三个条件，就是非常理想的排检法。但是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排字严谨正确，每个字要有固定位置，这就需要科学的方法。他将方法的科学性放在首位。赵荣光、蒋一前则更注重系统性。现在看，尽管三者兼顾并非易事，但“7字原则”非常正确，理应遵循，因为它们紧密相关，不能顾此失彼。 杜定友更注重汉字的结构。他将9000多个汉字归纳出300多个字根。他认为字根是汉字组织的根本。他举例说：“圭”和“耳”的笔画数都是4横2竖，只有将“圭”分为两个字根“土”，才能与独体字“耳”区分开。杜氏的“字根”是指最小的由笔画组成的单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偏旁。杜氏明确提出要从汉字固有结构和组织考虑建立排检法。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否定了除部首法之外的其他检字法，有的支持者甚至直接说“不要假借号码及其他外物做间接工具”。然而他们所追求的这种“最合乎汉字特点的排检法”却一直没有出现。“字根说”影响深远。如今社会上人所共知的“五笔字型”编码方案应该借鉴了他的观点；各种汉字编码方案“逢字必拆”的作法及“字根”“码元”“部件”等概念均与其一脉相承。 结合上面提到的杜氏把“方法的科学性”放在首位的主张，我们感到他忽视了检字法最终目的是要“查字”这个事实，忽视了研究检字法是为了“提高查字速度”这个总目标，因而带有片面性。正确的作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哪种方法，只要能够快速查字，就是好方法。至于与字相关的知识则是另一件事，其道理正如“怎样抓老鼠”和“老鼠是雌是雄”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一样，我们不能老鼠还没抓到，先要弄清雌雄。然而，杜氏的观点对后来现代检字法的研究影响深远。 五 受国语运动和西方文化影响而兴起的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告一段落。改革运动的主要贡献是从根本上撼动了《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的地位，诞生了用数字编码快速查字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在理论上探索了对旧部首检字法进行改良的途径，为新时期检字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改革的初衷“速度”“时间”“效率”等核心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虽然“四角号码”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理论上改良部首法仍有强大的根基。 新中国面对这样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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