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波澜 书香无断续(组图)

　　百年中华书局的前世今生 文/伍立杨

　　中华书局这家百年老店，今年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百年沧桑，风云逝水，几代人传承与坚守，三万多种出版物……如今更加的神采焕发了。历经岁月波澜，中华书局始终不改那份“岁月有波澜，书香无断续”的坚守情怀。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百年前创始人陆费逵先生的一番话，揭开了中华书局一个世纪与国家进步、民族兴亡紧密相连的风雨历程。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王云五，他一生引以为傲的主要学术成就：创立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撰《百科全书》和《万有文库》……所有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自学打下的深厚底子。

　　无独有偶，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典型。

　　中华书局和他的创始人

　　陆费逵生于1886年，他和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是同乡。辛亥革命前，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曾自云：“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勤勉、悟性、方法，让陆费逵终成大家。

　　十七岁时，陆先生就在武昌办书店，发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并切身参与革命活动。稍后因在报纸上激烈评议时政而被清朝廷通缉，只得遁往上海躲避。在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员兼文明小学校长。之后转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并在该杂志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其文富于文采和思想，在沪上深受欢迎。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陆费逵施展抱负的热情倍增。遂于1912年初，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任经理。兴办这家文化企业，他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种方略。随后发行中华小学及中学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印出后很快销售一空。新编教科书配套教育改革的需要，为书局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915 年中华书局改为股份公司，陆费逵任局长。这段时间，先后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大中华》等刊物，跃升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1936年陆费逵任中华书局董事长。中华书局成就斐然：至抗日战争前，资本已达四百万元，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四十余处，仅上海、香港两地职工已达三千余人。书局彩印业务在全国排首位。先后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刊印《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深受学术界、教育界欢迎。随著书局的事业发展，陆费逵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但不幸的是 1941年陆先生病逝于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任上。

　　抗战：艰难岁月中的文化坚守

　　抗战军兴，书局迫于形势，辗转迁移到香港，陆费逵先生亲赴香港主持业务。上海方面的留守工作由常务董事舒新城打理。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书局又从香港内迁重庆。

　　当时，由于战争的严酷性，不少年轻编辑来不及转移，而只得滞留敌占区。他们生活拮据，但很有传统的骨气，不向敌伪低头，仅以书法、篆刻维持清贫的生活。

　　教育家罗家伦先生曾说：“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文化对文化……”可见当时文化人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而中华书局在抗战中的作为，正是上升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出版事业中涵盖着民族复兴的希望。至解放前夕，中华书局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翻译出版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并同时出版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声望卓著。

　　 1943年10月，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交中华书局印行，发行七千余份，誉声载道，顾先生非常高兴，感谢中华书局“改善之力”，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后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学术期刊。抗战以前重庆仅有两所大学，抗战开始陆续有数十所大中专学校迁到重庆。还有不少内迁的文化机关，以及大量的报社、出版社。抗战时期的重庆，确为人才荟萃的中心。文化出版事业，是重庆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另一重要贡献。当时只能用土纸出书，但出版界仍尽最大努力，出版各种著作，保存文化火种。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虽用土纸，但印刷精良。中华书局则较多古典文史书籍，以满足教学即社会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中华书局迁回上海。

　　改革开放书写新传奇

　　1954年，中华书局迁到北京。它和文化学术界的关系一如既往的密切。1965年秋，顾颉刚先生因病预立遗嘱：“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可见托付之重；45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完成了顾先生的遗愿，饯行了一个学术文化出版机构的使命。1950年代后期《资治通鉴》在中华书局出版，开创了应用1951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大部头史籍的先河，其事即为顾先生牵头。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新时期的到来，整个政治、人文环境得以改善，中华书局的编辑同仁们在面对文化上百废待兴的局面，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以改革开放为契机振兴文化、振兴中华书局，成为他们的共同理念。中华书局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整理组织出版、再版、重版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大书。“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古籍整理工程。书局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影响深远，嘉惠士林。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作了不懈的努力，如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贡献甚大。

　　中华书局不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符号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更以“开启民智、教育为本，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己任，在改革开放、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书写了新的传奇。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李一氓、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次次指示与重托，使出版人深受鼓舞。近百年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力作，累计出书三万余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百年以来，梁启超、陈垣、刘海粟、徐悲鸿、陈寅恪、吴晗、顾颉刚、王力、钱钟书、唐长孺、季羡林、任继愈……一座座学术著述的丰碑，融入书局百年基业；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陈伯吹、钱歌川、宋云彬、陈乃乾、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等数代编辑同人所取得的出版成就无疑是新闻出版界的楷模。

　　文史知识杂志别有风采

　　在中华书局众多学术杂志中，《文史知识》别有一番翘秀的风采。1981年，《文史知识》创刊。办刊理念很独特，倡导“大学者写小文章”，并贯彻了30年。季羡林、任继愈、戴逸、金开诚、周振甫、李学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该刊介绍评述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那时此类刊物很少，这样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身，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杂志，大家都爱不释手，篇篇细读。其中宋振庭、夏承焘、廖沫沙、周振甫、刘叶秋、吴小如诸先生的大作深受读书界欢迎。

　　从创刊到1990年代中期，都是该杂志的黄金时代。但即使到了现在互联网信息极其方便快捷的时代，《文史知识》把握时代脉搏，面向社会、读者，仍葆有稳定质量和不俗发行量。该刊坚持传统，不断创新，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多篇文章被选入2000年版高中语文教科书。有些文章还被编为“文史知识文库”的连载专题，被一些高校列为教材或必读参考书。来源海南日报)